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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普洱茶的魅力在于探索,在于模糊,在于多义

时间:202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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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普洱茶的魅力在于探索,在于模糊,在于多义


普洱茶的历史,远比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更为厚重与精彩。

 

曾经的普洱茶辉煌到何等程度,少有人说得清,这些故事大都在断代的历史长河中湮没。杨凯先生常年坚持翻阅尘封的史料,走访一处处遗迹,让很多过去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

 

作为一个想要了解普洱茶历史的人,杨凯先生的书是必读的。「茶业复兴茶书馆」里,杨凯所著的《茶庄茶人茶事:普洱茶故事集》常排在叫卖榜前列,年前在接受茶业复兴采访时,他正忙于做《从大清到中茶:最真实的普洱茶》(增订版)的修订,现在,这本书也已经正式面世,值得我们仔细挖掘,耐心细读。





有人说,杨凯的书就像吃螃蟹一般,当你挖掘到关键之处,自然鲜美无比。除了通过书籍传播知识外,2019年,他还在喜马拉雅里开设了一档《杨凯说茶》的音频节目,制作格外用心,在抑扬顿挫地解说中画面自然而然地就呈现在了眼前,要说多用心,你细听就会发现,每个音频节目开场的配乐都是经过他专门挑选后才有机会呈现到读者的耳朵里。目前,这档节目更新到第17期。

 

如果音频不够听,那就先细细翻动手边书吧。

 

以下为杨凯先生2017年9月9日于茶业复兴沙龙实录与2020年1月9日的口述实录整理:


与茶结缘


我是谁?我人比较奇特,做事也比较奇特,我不是茶叶圈的人,听我说话是北京口音,我其实黑龙江出生,长春读书,老家河北,所以非常复杂。

 

看我写的书,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我其实学的是理工科,我大学不是研究历史也不是学中文,而是长春光机学院光学物理系红外技术专业毕业的,研究夜视仪器,主要是军事用途。





杨凯当年在长春读书时的照片



我的职业是出版社编辑,具体是云南少儿出版社编辑,现在叫晨光出版社,编辑少儿类的图书,教材教辅这些。

 

我的性格比较散漫,爱好多样,工作不求进取,读书不求甚解。我这样总结我自己不是某种角度上的自谦,这几种性格造就了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所做的这些研究,基本没有得过政府的一分钱,有时候朋友会关照,但是我没有拿过任何基金等等,都是自己出钱做的,这可能也和我工作的单位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我与茶的相遇非常偶然。早年的昆明城区很小,出了火车站就全是荒地。1949年之前,昆明市的人口高峰值也只有大概40万人口,早年的昆明城区很小,哪怕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了昆明火车站,也还是一大片的菜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和住宿条件都相对紧张,相比而言,我们出版社这帮人就生活得相对宽裕些,我住的单位宿舍还装了卫星电视,能看到凤凰卫星电视MTV等等,一些朋友常到我这里来,大家聚在一起打打桥牌、喝喝小酒,一起玩的人当中不乏一些在茶叶公司、国企单位工作的人。我和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有人就说别瞎玩了一起做本书吧。

 

上世纪90年代初,茶道、茶艺这些概念基本上还出现,当时我们为这套书(四本)定的选题是烟酒糖茶,我被分配了负责写茶这本书,但这书我写了好几年才写出来,写出后又刚好遇到体制改革的问题,出版社重新划分了,过去定的图书选题被撤销了,这本写好的茶书也就不了了之。





1993年,思茅(现普洱)准备开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茶叶公司玩得好的朋友也给我们发了邀请。我们原本计划在会前头一天去,但那天的机票全部售空,只能推迟到会议的第二天再搭乘茶叶公司的包机到达现场,当天正好是“中国普洱茶叶节”的开幕日,这么算来我也是在现场见证了云南茶叶发展的这一历史时刻。


1994年,昆明召开了第三届中国茶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我还提交了一篇论文——《云南民间唱诗与茶文化》。这个会议的规格很高,现场配置了六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当时会议给每个参会人员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每个要发言的人的发言摘要,本来会后计划要将会议讨论的资料印成一本书,但由于当时资金问题,这本书一直没能印成,是个遗憾。同年还有个徐霞客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叫《徐霞客游记与云南茶文化》的论文,就是按照他的游记,把明末时期云南的茶俗等茶文化做了一个简单梳理。

 

再说回之前因出版社体制改革而没出版成功的那本茶书。茶书没出版成,我就暂时没有继续深入研究茶叶了,但也还在关注这个事。为什么没深入研究了呢?因为当时与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会儿内地的茶艺文化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才刚刚兴起,还处于一个“泛泛而谈”的阶段,而在茶文化方面的研究,国内则更偏重于茶叶历史和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而且资料有限,当时也都被挖掘得很深入了,没有别的可突破的口了,所以我就暂缓了相关研究。





改变发生在2002年左右。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茶文化、喝茶的要求等都有了更高的标准,再有就是邓时海先生1995年出版的《普洱茶》一书面世,它开创了将普洱茶像文物一样考证、像高档商品一样品饮、喝普洱茶要研究茶文化的独特品饮技法……2000年后,这本书的繁体版也进入了大陆,尽管这本类似画册的图书定价比较高,每本人民币450元,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为中国的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了。


同年,云南科技出版社的朋友王韬邀我以特约编辑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做一本普洱茶的图书,他写了一个大体方案给我,提纲里包括: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的历史、工艺、分类、冲泡等等,我当时就建议他找上艾田一起写比较合适,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喝且懂普洱茶的人还不是太多,而早在2002年之前的一个研讨会上,艾田和周红杰两人就合写了一篇关于普洱茶仓储的文章,他对普洱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组合各方资源后大家决定这本书就由艾田与周红杰领衔组稿,但在组稿过程中就发现一个问题,历史部分他们没法写,我就说我来写,我前后花了十多天写好后交还对方统稿。2003年底,这本名为《云南普洱茶》的书就统好稿提交给云南科技出版社了。





还是在2002年,年底,我在昆明金实茶城碰见了邓时海先生,得知他有想将《普洱茶》一书在大陆出版缩印本的意愿,并且可不要稿费,在了解情况后,我结合国内市场情况建议邓先生还是将书出版为精装本,且不要缩印。在与我所在出版社沟通后,我出了相关方案,计划图书出版后售价180元/本,先印2000本试试市场,发行部同事也很认真地去到市场做了调研,得到的反馈是:图书批发市场里在售的茶书很多,估计你这讲普洱茶的书卖不出去。但我觉得,市场上泛泛地讲茶文化、茶知识的书是很多,而专门讲普洱茶的书当时在市场上一本都没有。


因为当时真正讲普洱茶的书除了港台外,大陆可能只有一本,那就是雷平阳的《普洱茶记》,这书由阮殿蓉(前勐海茶厂厂长,后六大茶山董事长)资助,2000年11月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但那会儿这本书印数很少,在市场上几乎是买不到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出一本专门讲普洱茶的书或许就是一个突破点。后经出版社讨论研究后,给出的答复是:“我们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对于这本书而言,我们没有发行渠道,所以做不了这本书。





但我也没放弃,转而通过寻找外社资源来促成这本普洱茶书籍的出版。其中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是,当时云南科技出版社社长杨新书去到海埂民族博物馆附近喝茶,而恰好他所去到的那间茶馆里有普洱茶售卖,他喝后发现原来普洱茶也很好喝,很有意思,回来后就兴趣盎然,向我问起出书的事情,双方一拍即合,出版这事有了着落。但出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当时邓时海《普洱茶》台湾版书的胶片都在台湾出版商万妙林手上,还得先从对方那将图片要回来;而从出版合同上来说,如何签订也是个麻烦事,因为大陆和港台的法律体系不同,我是参照了我们与欧洲签的版贸合同才拟定出了这份协议……


2004年4月份,云南科技出版社将所编著的《云南普洱茶》与邓时海所著的《普洱茶》两本书同时进行了出版。两书现已成为云南科技出版社的品牌图书。

《云南普洱茶》与《普洱茶》出版后,圈子里开始掀起了一波普洱茶书出版热。云南人开始注意到底什么是普洱茶?沱茶、砖茶算不算普洱茶?普洱茶怎么喝、怎么泡?从传统上来说,大家更多的是用大杯子直接泡,与绿茶饮用的方法没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要接着“走出去”,就要把这些概念搞清楚。同年,还召开了云南省级的普洱茶研讨会……这时期就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一些人以攻击他人来获取学术上快速地出名,快速地出书。

 

深入茶海


从2004年开始我就深入地研究起了普洱茶,也就是从泛泛的茶文化研究转入到了普洱茶历史研究上。2005年,云南人民电子影像出版社的西捷找到我,提议一起做一个兼具实用性和知识性的普洱茶影像节目,我们一致认为,普洱茶的历史、制作、冲泡和品饮都是一个一个细致而复杂的过程,这些过程以平面媒体往往很难完整地表现,以影像流动的画面讲述普洱茶是非常值得尝试的。然而这样做也有相当大的风险。我们的音像市场还不够规范法制意识还不健全,一且遇到盗版,我们这种没有广告赞助、没有政策拨款的DVD影片的投资将血本无归。几经权衡后,我们还是将加长的《实战普洱茶》一片拍了出来,并参照七子饼的尺寸,设计了一个圆形礼盒式的包装,定价38元/套,在当时环境下也还是卖出了几千套,受到了市场和多方人士的好评。





但长远来看放任盗版也不是办法,后为了抑制这种盗版行为,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印制书刊与光盘配套出售,并适当提高定价,这样的搭配方式在当时卖得也挺好,销售出了几万套。就个人来说,我成功地启动并参与了一个特定方向的选题,从一般图书到杂志式图书,到图书与所介绍商品的捆绑销售,再到音像制品的一个深度拓展。但我们的心仍然没有放下。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对出版选题向音像制品等纵深拓展方面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但我们不希望成为盗版光盘刀下的冤魂!

 

到了2006前后,国家改革开放力度加大,过去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又看得到了。在2004年之前,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茶的出版物很有限,整个云南的茶文化就这么点东西,很干瘪粗糙。但是当我研究档案以后才发现,其实我们有大量的历史是沉睡在档案馆里的,这些档案非常复杂,如果能真的搞清,就能够给云南茶叶历史理出一个很好的主线。





通过档案,还让我结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刘燕,她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当时在研究民族和茶文化,常去档案馆查档案。而我有个习惯,就是在查档案的同时我会直接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或他们的后人确认相关细节,她听到后觉得很有意思,就跟着我一起查资料。当时档案馆不允许拍照、外借资料,但可以打字记录或摘抄,而刘燕之前勤工俭学在复印店工作过,打字特别快,她就在档案馆通过打字摘抄下了很多资料,在她的论文完成后,她将这些资料都给了我,所以,我很多文字方面的资料也都还得益于刘燕的这些档案资料的帮助。


当我掌握了这些资料后,很多事情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了,在后期的拍摄、采访中,这些素材往往能够相互印证和互补。

 

用理工科专业严谨的逻辑,还原历史原貌


我的性格比较特别,我没有把这当成学术课题来研究,没人资助也就没有人逼着我验收。比如说,我找到清代的某个人,我就找找他的后人有没有存世的,又从一个一个的家族开始研究。时间一长,我就慢慢把我找到的知识变成了一个网,把整个云南茶文化和茶叶历史形成一个很大的网,网中间的一部分我把它写成了三本书。

 

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从大清到中茶》,因为赶上普洱茶低谷期所以印的很少,出版社也坚决不同意重印。孔夫子网上,正版的现在每本卖到500到800元,盗版的三十多元,而我的正版当时定价仅18元。我一直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做个修订本,今年(2020)是个好时候。

 

2012年,我在台湾出了《号级古董茶事典》,在这本书中就能看到大量珍贵的史料。这些史料如果我不指出来,大家就可能不知道它对云南普洱茶价值,而且是巨大价值。





比如上面这张图片,是1949年当时昆明市政府要求各商号刚过完正月十五开门营业的通知,通知要求每个商号看过以后要盖自己商号的印。这些商号全是茶庄,分成几个系统,有昆明为主的茶帮茶行茶铺的,也有下关的,也有四川的,这每一个名字后面就有无数的故事。

 

也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可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就是从历史文献里找东西。我研究历史文献,然后和现代的人对接,我又得到了很多现代文献。这个过程中除了历史现代文献,还有各种图书,即使有些人的观点和我的并不完全吻合,我也会买来看做参考。大多数人,写出来都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我就把有价值的找出来,当然也有些也纯粹是垃圾的,就舍弃。

 

在历史文献和各种图书资料的基础上,还要加上我的亲身田野调查。调查研究中我找到了某一些商号的线索,线索里又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比如有的茶庄后人有家谱有回忆录,因此我也去过很多坟山看过很多墓碑。

 

当然我还严重依赖互联网、录音笔、照相机,手抄也很多。有一些文献是人家的传家宝我们只能照相,有些档案馆可以照相但有些不能,我就会用手抄或者边说边用录音笔记下来,有些图也会画下来。互联网上确实有很多东西,可是网上的资料也要看你会不会找。如果没有互联网知识的框架也很难搭建我的认知系统。





对一些历史人物我还会长期跟踪。上面这位是书里提到的陈佩仁先生,已经过世。在世的时候我不断采访他,他比较特别,解放前就是华盛茶庄的老板。解放后进了昆明茶厂做技师,吴启英还曾跟着他做学徒。和他聊华盛茶庄,聊他做花茶、发酵茶的经历。

 

我了解到的很多历史都没用到书里,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理工科专业讲究逻辑的严谨性,所我写的东西干货多,掺水掺的不够,酒精度数高,有点难入口。

 

为什么我要感谢三教九流的朋友呢?因为我没有把研究茶这个事当成工作做,而是当做旅游,当成玩和会朋友的借口。我很多时候是自费去很多地方,去查找一些线索。单位效益不错,所以起码我的温饱可以满足,能够偶尔拿出点钱跑到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方去跑一跑,第一次去纯旅游,第二次去就带有目的。




比如梁宇皋先生(上图左),他是汪精卫老婆的堂兄,他的故事非常多,为了搞清他的故事,我去了很多地方找,台北、马来西亚等等。

 

研究这些资料也要和现实结合。云南在制定普洱茶标准的时候,认为按特定工艺加工的茶就叫普洱茶,但是在南洋在两岸四地,还有很多地方,喝的普洱茶并不是云南出的,可能是泰国出的可能是越南出的,他们叫边境茶。边境茶是什么样的呢?我曾到泰国一个叫茶房村的地方,这里是生产普洱茶的基地,当时鸿泰昌茶大多数的原料,就是泰国茶房村的原料。

 

很多人在和我交流以后都非常感谢我,甚至因此成了几十年的朋友。但是我的采访也并不总是很顺利的,也有很多人拒绝我的采访,这个时候我就用其他方法,比如绕过他,找其他方面得资料,不放弃,但也不偏激。

 

我也不贪婪,我有大量的资料,我见到过很多和茶有关的实物,对普洱茶的研究和老茶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主人给我就收,不给我也没关系。有时候看到出售的老物,如果超过它合理的价位,我也不强求。

 

我这个性格好还是不好,任人评说。现在在云南最近知名度的稍微提高了点,但在港台、新马的知名度高一些,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调查中我往往是通过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有时候甚至是我认识的。1993年,首届中国普洱茶茶叶节在思茅召开,我不是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时候认识了这位女士,娄杨丹桂女士,而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她的亲戚。这张照片是这次聚会以后家族一部分人的合影。



研究就是这样,从一点点扩散开来,不管资料有没有用,我都先保存着。还有我会在各种不同领域的文献中寻找,例如《严家往事》,范和钧的《中华漆饰艺术》,李佛一的《暹程纪略》。




这些线索会在我脑海里交织形成一个网,很多线索就会自动跳出来。我也做了很多比较研究,花笨功夫,比如把1953年的茶庄列成一个表格,再把相关的东西整合出来,到哪去采访我都带着,跟人家去求证。

 

别人看见你是有准备的,知道的东西又多,人家就愿意相信你,和你说他们家的历史。这些都是建立在我的知识的丰富性和认真的真诚度上。好的人缘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信任上,同时你帮助别人是在真诚的基础上,不商业,人家就很容易信任你。




普洱茶有光辉的过去,有可期的未来,我们相信,它一定能谱写新的传奇。

 

最后,以《从大清到中茶:最真实的普洱茶》(增订版)提词中的一句话共勉:“普洱茶的魅力在于探索,在于模糊,在于多义。它是海洋,浩浩荡荡,中间又有无数的暗礁、急流,无人能穷其边际。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喝自己的茶——‘喝茶去!’”

 

文:王娜
编辑:包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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