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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林语堂:茶与女人的绝妙关系是......

         1905年,林和乐离开坂仔村,前去鼓浪屿念书。他先要坐小船到达五、六里外的小溪,改乘乌蓬船前往漳州,再转道厦门。有一天晚上休息时分,年仅10岁的和乐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船夫喝着茶,抽着烟,在讲关于慈禧太后的故事。

茶与女人

 

▲林语堂传世照片中,多有手持烟斗形象

长大后的林和乐改名林语堂(1895 -1976),手执烟斗,笑容满面,是他留给大众最具冲击力的印象。林语堂曾经在编辑室里写过戒条,规定不戒吸烟、喝茶、读书等痴好。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听故事,也要讲故事,不仅自己喝茶,还用文字描述感受,传播喝茶文化。比如著名的“三泡说”:一泡如幼女,二泡如女郎,三泡为少妇。这样的文字,经过精微细致的心理联想,传播力自然节节攀升。

以美女喻茶,林语堂自然不是第一人,他欣赏的苏轼早就说过“从来佳茗似佳人”。第一个把泡茶与泡妞联系起来的,是明人冯开之,他的观点是,泡茶如美人,如古法书画,岂宜落他人手?此妙论深得人心,不仅张大复记了,许次纾也记了他们茶媲美佳人的发现。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有《题美人捧茶》,写得太充满文人的恶趣味了,但阻挡不了觊觎之心。

有了这些前辈玩家的加持,林语堂来个“三泡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郁达夫在《迟桂花》中说喝茶喝得有性欲,鲁迅干脆来个“事后茶、茶后烟”,林语堂更加生猛,让笔下的牡丹在富春江畔的桐庐喝茶、滚床单一气呵成。

林氏饮茶观

 

▲林语堂出生时的小屋

林语堂总结喝茶,观察路径是从古人的妙论中寻找证据支撑,融入自己的感受后形成一套说法。他敬佩的苏东坡无茶不欢,他写茶的,直接从明朝人吴从先、许次纾那里找靠山。自己讲出来,却更有普世意义,“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具体的操作指南,他归纳了10条:如,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

这10条经验,择水观来源于《茶经》,如何储藏茶叶在今天家庭存茶中,也用得着;如何使用沸水、掌握出汤时间,也说得通;茶的颜色,和几人一起喝茶,加不加其他东西,这些都属于个人偏好。对于泡茶实操,林语堂也有自己的观察: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

这种冲泡方式叫功夫茶,流行于林语堂的家乡漳州和侨乡厦门,也是广东潮州、汕头和邻省台湾的主流泡法。功夫茶茶具,有“一罐、二炉、三炭、四扇、五锅、六壶、七杯、八漏”的说法。其中杯子宜小不宜大,林语堂的说法是“比咖杯小一些”,至于鱼眼、蟹沫,初滚、二滚、三滚这些说法,来源于古人的经验观察,是对水的讲究。整个过程,有人总结为九道:白鹤沐浴;观音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尝汤色;细闻幽香;品啜甘霖。

概括说来,功夫茶冲泡,即“一水、二洗、三冲、四泡”,水要不生不老,洗是烫壶洗杯,冲的要领是“高冲低泡”,至于“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云云,自然是从文化流变上找自信,在技术层面,只是把茶壶里剩下的茶水倒尽罢了。功夫茶对茶是很讲究的,茶叶需上好的福建乌龙茶或潮州凤凰茶。注定是一种精致的饮茶,也是林语堂雅致生活的重要载体。

烟酒茶共性

 

▲1968年,林语堂在阳明山家中弹琴

抽烟和饮茶,并称林语堂两大嗜好。他曾经戒烟,没有成功,写文章辩解。他总结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引发了无数吸烟者的共鸣。喝茶亦如是,他不仅身体力行,一样喜欢总结,上升为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

他喜欢苏东坡,还写了一本书向他致敬,在苏东坡身上,林语堂完成了自己身上某些特质的投射:诗人,乐天派,作家,工程师,成瘾者,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嗜茶,抽烟斗,写散文,写小说,费尽心思发明打字机,发明牙膏,信仰自由。而这种投射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中,去信仰一种完美的人性,或者去塑造一种接近完美的人格。

苏东坡写过《叶嘉传》,将茶叶的精神性提高到“隐—仕”循环华夏物质精神的高度。林语堂写《苏东坡传》又何尝不是另一部“叶嘉传”。

林语堂比苏东坡更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他能在中英双语中自由切换。在他的语境中,“诙谐爱开玩笑”可以译成另一外更简洁的词汇:幽默。这是林语堂对“humor”一词的中文表达。生活中,他也不时展现幽默:在国外,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乡下,装美国水电气管子,请中国厨师,娶日本太太,找法国情人。”在国内,林语堂说:“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些契合人性的比喻,都能看出“三泡说”的影子。

有人说林语堂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虽然不免有弦外之音,却也道出了林语堂身处两种文化环境中的现实处境,当然,这也是他的一大优势。他崇尚儒家的中庸哲学,看重清朝人李密庵写的半字歌。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林语堂还归纳出了烟、酒、茶的共性:

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借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餐,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

茶与交友

 

▲1927年,林语堂(带眼镜者)与鲁迅、许广平等合影

林语堂的“朋友圈”中,好茶者比比皆是,如鲁迅、胡适、周作文、梁实秋、郁达夫。郁是浙江人,和妻子王映霞住在杭州。有一次,林语堂从上海到杭州游玩,与郁氏夫妻等数人游山玩水,喝茶聊天,甚是痛快,差点儿把小船搞翻了。

林语堂还强调享受烟、酒、茶这三样东西,要有适当的同伴、心境和气氛也很重要。这次西湖之行,玩得那样开心,正是具备了他所说的这些要素。

相反的例子也在杭州。林语堂一次上虎跑,先是对游人摆拍喝茶照不满意,次之有僧人向他推销茶叶,搞得他兴致全无,“于是决心不饮虎跑茶”,连带着这里的“茅厕”“茶壶”也成了“和尚的机巧发明”。

他是喝惯了精致功夫茶的人,选茶、择水、用器都是有讲究的。这次独游,既没有朋友相陪,心境和气氛更是被破坏殆尽,对虎跑茶没什么好印象,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比起丰子恺描述那些在西湖因茶被骗的游人来说,他算是幸运的了。

在茶友圈,快乐的趣事很多,不快乐的事自然也存在。尽管四川人、浙江人都有“吃讲茶”的习俗,但很多事,却也不是通过茶就能解决的。喝茶背后的指向是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处理不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929年8月,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好友一起在南云楼吃饭。席间两人因一件小事闹翻。1932至1933年间,鲁迅与林语堂再掀笔墨官司。1934年,好友结婚,两人都是宾客,鲁迅一见到林语堂夫妇,便转身出门,甚至拒绝同席。1935年4月,鲁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这个排比句讽刺之深,比打林语堂三个耳光还厉害。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林语堂受友人邀请,前去美国。30年后,林语堂从美国回到家乡邻省台湾定居。那时,他的好友郁达夫死在异国已然十几年。巴金正在和老友方令孺在西湖喝茶聊天。1968年,林语堂独自一人在阳明山家中弹琴。次年举办结婚50年庆祝会。又过了7年,林语堂去世,葬在自家后花园。

传播茶文化

 

▲1919年,林语堂与妻子在美国波士顿

后人提到林语堂,多言及他双语作家、著作等身,道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不仅喝茶,还依靠双语优势,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茶。这类著作有《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有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和《红牡丹》等,都是先有英文版,再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因之,有人评价林语堂输出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无人可比。学者陈子善的观点是:美国人认林语堂,英国人认熊式一、蒋彝,法国人认盛武。

这几人中,林语堂的名气是最大的。他向美国人介绍人中国文化,自信而从容。他要英国人学习中国人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这些观点,与他对烟酒茶的看法和生活态度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也解释了林语堂创作的路径。“凡是艺术品,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生产出来的。”《吾国与吾民》有一部分是他在庐山避暑时写的。那是在1934年,他的《人间世》办得热闹,《论语》也搞得起劲,抽空写美国人赛珍珠期待的中国题材,正是张山来说的“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

这些也影响到了林语堂的视域。他主张西方向学习中国生活的艺术。但对茶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观察,战地记者萧乾显然更加敏感:萧氏特别提到“波士顿事件”,美国市民将船上一箱箱的茶叶投入海中,从而点燃起独立运动的火炬。

二战期间,萧乾对英国的观察表明,英国人虽然从中国盗取茶叶种子,大量进口中国茶,主导饮茶生活的,注定是本国文化。改变历史的大事不是随时都在发生的。但作为一种健康饮料,茶叶以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进入千家万户。1939年,在英国,冒着炮火,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英国人一样开茶会,萧乾的解释是:这里就表现出英国国民性的两个方面。一是顽强;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中讲求公道。

战争也不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因的生活习惯。茶生活,英国与中国虽然不同,却证明了茶文化的传播、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性,也反衬出林语堂力图传达的中国式生活理念的价值所在。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茶最强劲而持久的魅力所在。在它的自然进程中,茶叶所达到的疆域和作用,远比想象的大得多。林语堂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优势在于:名望、才情和影响力。

注:原文较长,本文为删节版

文|李明,茶业复兴编辑

图|取自《林语堂传》(台版)

参考资料:

《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版

《林语堂全集》,群言出版社2010版

《萧乾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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