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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音义考——小编跪着看完,兄台意下如何?

    编辑整理:文|杨海潮 / 时间:2017-07-17

 

    编者按:这是一篇学术性极高的文章,大家可以先收藏,再慢慢咀嚼,语言学的视角为我们对普洱茶以及茶马古道的理解多了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维度。如果读透,很多内容足可令人豁然开朗。

 

创于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 年)的香港陈春兰茶庄所销售的“远年普洱茶” ,外面贴了印有“云南普洱 Yunnan Po Nae”的纸签,这里的 Po Nae 即是当时的普洱茶的粤语发音。普洱茶的这个粤语读音接近于“抱你”,有时候就会被用作戏谑之词,“POLEY 是广东话普洱的音译” ,至今香港粤语仍然如此称普洱茶,但是前一字的发音略有送气,作

 

后一字的声母发音略带鼻音,作

 

普洱茶称的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它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由于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茶叶从出产地贩运到消费地的历史有关,而思普地区长期是云南重要的茶叶产地,因此“普洱”的音义问题这样的微观研究就可以为茶马古道的历史提供具体的实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茶马古道的性质和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地名“普洱”的来历以分析这个专有名词音义。其中“洱”字的来源涉及

古代汉语中日母的演变,高本汉说“拟测古代汉语的声母系统,日母是最危险的暗礁之一”,我不敢去碰这个问题,只是依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讨论普洱的名称的演变历史,并进而分析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如有疏漏甚至错误,希望得到方家指正。(为方便讨论,本文使用原来的名称“普洱”指称宁洱。 )

 

“奉逸城”到“普洱府”

 

普洱、思茅等地位于滇南,南诏时期从都城大理到普洱的路线,主要是经过景东、镇沅一线,因为南诏在今景东设“银生节度” 、 “开南节度” 、 “银生府” ,其管辖之地就有普洱,这个地方当时称为“奉逸城” 。今天从大理经过昆明、玉溪一线到普洱的路线,估计当时并非主要通道,因为《南诏野史》等文献记载,昆明以南和东南地区直到大理国时期还是“三十七部蛮”的管辖之地。

 

“奉逸城”一名见于《蛮书》卷六: “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于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南诏国时期的“奉逸城”就是大理国时期的“步日部” ,也就是后代的“普洱” :“惟樊志所载,玩其文意,可知通镫川、河普川、羌浪川、邛鹅川、林记川、大银孔、柳追和、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诸境为南诏治理之地。其称川者当一平原,称城者当有城池,此诸地应在礼摄江(即红河)之西,南达澜沧江之两岸,为今镇沅、景谷、墨江、普洱、思茅、双江、澜沧、车里、十三版纳及老挝、孟良、景迈等处,则可得而言之。惟其地之主要居民为扑(今之蒲蛮) ,为茫(今之摆夷) ,南诏惟羁縻之。 ” ( 《新纂云南通志》卷 86)“南诏设威远、奉逸、利润三城分摄之,威远在今景谷,其余二城不获确知其位置,惟以‘樊志’载地名之次序结合地理情况,假定奉逸城在今普洱,利润城在今易武,略可相近也。 ” (方国瑜 1987:487)

 

方国瑜先生从空间关系推断“奉逸城在今普洱”,由于文献缺失,无法给出进一步的证据;但是,我们从这一区域的地名在后代的变迁来分析,可以看出“奉逸”一名与后来的“普洱”之名之间有历史继承关系。

 

“奉逸城”在大理国时期被命名为“步日赕” ,到了元代则改称“步日部” , 《元史•地理志》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元江路,古西南夷地。今元江在梁州之西南,又当在黑水之西南也。阿僰诸部蛮自昔据之。宪宗四年内附,七年复叛,率诸部筑城以拒命。至元十三年,遥立元江府以羁縻之。二十五年,命云南王讨平之,割罗盘、马笼、步日、思麽、罗丑、罗陀、步腾、步竭、台威、台阳、设栖、你陀十二部于威远,立元江路。步日部:在本路之西。蒙氏立此甸,徙白蛮镇之,名步日睑。 ”元明文献喜欢将大理国也称为南诏或蒙氏,例如“ ‘元志’ (按:即《元史•地理志》 )及‘胜览’ (按:即《混一方舆胜览》 )所载南诏、大理之沿革,出自大理图志之书,大都有根据,而所称蒙氏者多不应在南诏时期,而为大理前期之事” ,这样的例子很多(方国瑜 1987:642-644) , “步日”之名不见于南诏,所以这里的“蒙氏”也应该是指大理国。宋代的“步日睑” 、元代的“步日部” ,也就是现在的普洱。 (方国瑜 1987:748)

 

元代或将“步日”写作“部日” ,见于《经世大典•招捕总录》 “乌撒乌蒙”条:大德五年(1311 年) , “车里、白衣、八里日等杀掠普腾、江尾二甸……扬言我与吕也构、思麻、部日共议,浑侯连漠桑军来攻普腾寨栅。延祐三年(1320 年)……罕旺及其弟胡年弟爱俄等,侵银沙罗甸、兀里盐井、部日女具、落索等甸……”此后,这个名称又变为“普日” ,见于《经世大典•招捕总录》 “云南”条:“ (至治)二十年(应为二年,1322 年)四月,马龙乡蛮普万作乱。初,普万父哥祛,马龙他郎甸人也,任普日思摩部长官致士,长男普奴承廕……”

 

后来这个地名在文献中记为“普耳”(其初始时间未获考),沿用到了万历年间,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就写作“普耳”,见于该书卷 16“羁縻”之“贡象道路”:“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而“普洱”这种写法则不晚于明末就出现了,因为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就说“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

 

《普洱建置历史沿革》说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 年)起用“普耳”为名;信安《濮人开发普洱茶》说,洪武十四年(1381 年),元江土酋那直派其弟那昆占据步日,两年后(1383年) “步日”改写成“普耳”;嘉靖九年(1530 年)钱椿年著《茶谱》,顾元庆删校时在“耳”字旁加三点写成“洱”。纪念孔明兴茶 1870 周年暨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文化研究:纪念孔明兴茶 1780 周年暨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5 年。)这里所说的两种文献,我都没有见到出处,因列以待考。

 

方国瑜先生说,普洱茶成为一个名词,最早见于谢肇淛(1567-1624) 《滇略》卷三记载的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方国瑜 《普洱茶》,载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但谢肇淛《滇略》卷三只说“普茶”而没有说“普洱茶”。

 

清朝平定云南后,设元江府,包括普洱等地。 “ (雍正)四年春, (鄂尔泰)疏言: ‘……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境,其江内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疏入,上深然之。 ” ( 《清史稿•鄂尔泰传》 )到清代雍正七年(1729 年)成立普洱府, “普洱”一名于是定案。

 

 

按此,普洱的名称演变历史有如下的时间关系:唐代“奉逸”—宋代“步日”—明代中

期(?)“普耳”—明末清初“普洱”。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普洱”这一名称的读音及其含义的基础。

 

“普洱”的语音演变

历史文献以汉字记录的“奉逸、步日、普洱”等名称是一种对音材料,其实质是用一种语言为另一种语言记音,其中,前一种语言(汉语或汉字)为工具语言,后一种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为目标语言。由于历史文献中的这种记音绝非游戏之作,而要满足不在场的读者的理解、使用,基于这一目的,记音人一定会追求所用工具语言尽可能与目标语言具有一致的语音效果,从而使两种语言之间具有“匹配”关系,即“通过一种对应关系用母语的音来发目标语言的音”,“目标语言相同的音类在相同的语音条件下必然受到相同的匹配”。(陈保亚 1996:16,21)

 

下面列出这些汉字的拟音:

 

 

比较不同时代的这些读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普洱名称变迁的历史。

 

先来看前字“奉、步、部、普”之间的关系。

从唐代的“奉逸”bǐwoŋ jǐět 到宋代的“步日”bu nʑǐět,“奉”bǐwoŋ 与“步”bu 的韵母差别很大,而且“奉”还多出一个鼻音韵尾-ŋ,说明宋代普洱城的名称读音已经与唐代完全不同,否则,文献不必改写,或者至少可以将其记为与“奉”bǐwoŋ 接的“俸、逢”bǐwoŋ、“冯、凤”bǐuŋ、“丰、封”phǐwoŋ、“风、枫”phǐuŋ 等字。

元代前期普洱的名称保留了宋代的读音,所以同时有“步”bu 和“部”bəu 的写法。后来从“奉”bǐwoŋ 到“步”bu、“部”bəu 的演变进一步发展,浊声母 b-变为送气的清声母 ph-,然而这时候“步、部”仍然保留 b-的读音,再写为“步日、部日”就不能与人们的实际语言吻合,因此就改记为“普”phu。此后,普洱名称中的这字“普”phu 的读音就一直没有(显著的)变化,沿用至今。

 

从宋代的“步日”到元代的“普日”这种演变,不独此例,前引《元史•地理志》“云南

诸路行中书省”记载的元江路诸地中,与“步日”并列的还有一个地名叫“步腾”,而《混一方舆胜览》作“普通”、《招捕总录》则作“普腾”,“元代记录普腾与思麼接近,则今之普腾改名普文,即其地也”(方国瑜 1987:748),从宋代的“步腾”bu dəŋ 演变为近现代的“普文”phu vən(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普文镇),同样经历了从“步”bu 到“普”phu 的演变。此外,《元史•地理志》的“步竭”与《混一方舆胜览》的“普甲”,也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写法(方国瑜 1987:896),也有从“步”bu 到“普”phu 的演变。

方国瑜(1987:896)说, 《事林广记》把这个地点记为“不申” , “申”为“甲”之误。 《事林广记》的作者是南宋末年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陈元靓,从“不” pǐǝu/pǐwǝt 到“步”bu 、“普”phu 的变化也符合上述几个地名之间的语音演变关系,但《事林广记》经元代和明初人翻刻时有增补,不知“不申(甲) ”这个名称是否陈元靓的原文。此外,关于这个地点的位置,方国瑜( 1987:896-897)说: “今思茅城西一百五十六里六顺地原名罗陀(刀廷栋说) ,而罗丑、步竭即与接境,在普腾之西,疑即曾设普思沿边总局所属之第八区也。 ”

再来看后字“逸、日、耳、洱”之间的关系。

“逸”jǐět 与“日”nʑǐět 的声母 j-与 nʑ-不同,说明普洱名称的后一个字在宋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这个读音一直延续至元代,到明代初期失去了韵尾-t,变为 ʐʅ,因此被写作“耳”,而不能再写作“日”,因为这时候“日”字读为 ʐit (有些汉语方言把太阳称为“日头” ,可能就是在后来把“日”ʐit 读为两个音节,韵尾 t-单独发展为一个音节 təu。)、“耳”字读为 ʐʅ,说明当时普洱的名称已经不读为 phu ʐit(“普日”),否则即应记作“普日”而不能记作“普耳”。这一演变体现了汉语从中古音到近代音的“入派三声”的发展历史,不过可能是因为云南僻处边疆,这一演变晚于汉语北方方言在元末明初就发生的变化。

方国瑜先生在《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一文中说“滇西南的元江府、普洱府, 明代统治势力并未深入到”, 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变化。 这一点还可以用来解释明初 “普耳”在明末被记为“普洱”的原因。

 

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耳”得声的“饵、珥、洱”等字的中古音都是 nʑǐə,但明末将“普耳”记为“普洱”,说明当时的云南方言中“耳”和“洱”的读音已经很不同,大致是“耳”字已经和现代的读音差不多,但“洱”字则还是保留较早期的读音。

这种不一致,可以用“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 1969)来予以说明:“耳、洱、饵、珥”等字的中古音同为 nʑǐə,但是到了明初,它们发生不同步的变化,上声字“耳”已经完成了演变,变成了近代音 ʐʅ,但去声字“饵、珥”还没有完成演变,还保留着它们的中古音 nʑǐə,或者说“耳”等字已经变了,而“饵、珥”等字则还没有变。

 

“饵、珥”两字在明代没有和“耳”字发生同样的语音演变的原因,大概是受到它们还

有上声读法的影响,加上“饵”字常用于书面语(如“诱饵” )或专有名词(如“饵块” ) 、 “珥”字在日常生活中极少用,所以就保留了较为早期的读音。一般来说,书面语和专有名词的读音变化远比一般词汇要慢,而“洱”字仅用于地名,所以也就保留了较为早期的读音,到明代还没有演变如“耳”ʐʅ 这样的读法。

林焘先生的研究表明, “从中古时期到现在,日母在北方方言为基础的通语地区一直以读浊擦音[ʐ]和通音[r]为主;在以吴语为核心的东南部地区,一直以读鼻音为主。一千多年来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 (林焘 1996)联系到明代初期曾经从“以吴语为核心的东南部地区”大量移民到云南的历史,或许他们带来了这个鼻音,而将普洱的名称读为 phu ni。

地名往往保留着较为传统的读音,明代嘉靖年间普洱的名称还读 phu ni,但是对应于这个读音的汉字已经不是“普耳”而是“普洱” ,所以文献就将这个地名记为“普洱”了。——这一结果,在现在的人看来,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人们将“普耳”的“耳”字加上了三点水,变成了“普洱” 。当然,也有写作“珥”的,例如明末清初的江苏人刘源长所辑《茶史》 ,其中的“茶之分产”就说“云南普珥茶,真者奇品也,人亦不易得” 。当时的普洱之名从“普耳”改写为“普洱” ,也可写作“普珥” ,正说明当时的“洱、珥”读音同为 nʑǐə,与“耳”ʐʅ 已经不同。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昆明的一个地名“佴家湾”看出一点迹象。“佴家湾”中的“佴”

字,昆明话念为 ni 42 。“佴家湾”这个地名的来源已经不是很清楚,目前看到有如下说法:从前,佴家湾是一大片蔓草丛生的荒地,有的地方是水泽烂泥,所以叫“泥家湾”。后来,有一家姓倪的南京人到昆明逃荒,选中了这片荒地开荒种粮,因为土肥水好,年年丰收,日子越过越好过,附近的贫苦农民也跑来“泥家湾”烧荒开地,逐渐发展为一个村子。因为是姓倪的农民先来开荒,所以,泥家湾就在后来喊成“倪家湾”了,现在又写成“佴家湾”。(口述:周志云;采录:佴家湾北段居委会;流传地区:昆明市。)

就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现代姓佴的人只分布于江苏,或者其祖籍可以追溯至江苏。昆明佴家湾有此姓,而明朝初期曾经从江南大量移民到云南,以至于如今还有不少地方的云南人都自称祖上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等,那么,昆明佴家湾的佴姓人口祖上是在明朝初期从江苏移民而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至少明初云南汉语的这个“佴”字的读音应该与现代读音 ni 相去不会太远。“佴”字的上古音为 ȵĭə、中古音为 nʑĭə,可以为此提供参考。(“佴”字的现代汉语读音,用作姓时念 nai,道理与此差不多,至于 ni 与 nai的区别,大概可以用发音的开口度大小来解释,此处不细表。)

 

又比如云南省文山州邱北县有一个地名叫“腻脚” ,当地出产的白酒小有名气,就叫“腻脚酒” ,有人开玩笑,把它叫作“二角九” 。这里的“二、贰”和“腻”的关系也很有意思: “二、贰”的上古音和“腻”的上古音都是 ȵĭei, “腻”从“贰”得声更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但“二、贰”的中古音是 nʑi、 “腻”的中古音是 ni,读音已经不同,但差别还不算很大;到了现代汉语, “二、贰”的读音是 ə ɹ ,而“腻”的读音则是 ni,已经往两个方向演变了,差别越来越大。

再看另一系列字“倪、霓、睨”等,都是从“兒”(儿)得声,但是它们的上古音“倪、霓、睨”ŋie 和“兒”(儿)nʑĭe 不同,中古音“倪、霓、睨”ŋiei 和“兒”(儿)nʑǐe 的差别进一步突出,现代汉语读音“兒”(儿)ə ɹ 和“倪、霓、睨”ni 则已经截然不同,和上面的例子是一样的道理。

 

一般以为普洱茶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才享有全国性的盛名的,这方面的研究文字很多。上面的语音分析说明明代嘉靖年间普洱的名称还读 phu ʐʅ / phu ni,将其与本文开头所说的粤语将普洱茶称为 po nae / poley / p h o 33  l̃i 33 的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粤语“普洱”po nae / poley/ p h o 33 l̃i 33 与明代普洱地名的一种读音一致,在语音演变的时间层次上要早于明末清初的读音phu ə ɹ ,按此,可能不晚于明末,普洱茶就已经广为人知,而这一时间正好与明末的谢肇淛(1567-1624)《滇略》卷三最先提到普洱茶、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最先记录“普洱茶”之名等时间关系吻合。

 

普洱、普洱茶、普洱茶人

奉逸、步日、普日、普洱等名,同指一地,但是这几个词在汉语中均不可解,所以它们一定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

那么,会是哪一种语言呢?

已知“奉逸”是南诏时期的地名,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南诏王室用自己的语言命名的地名。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证明,《蛮书》等文献对记音汉字的选择是比较审慎的,其中古音充分反映了所记录的白蛮语的音韵特征,记音汉字与白蛮语之间在音韵特征上具有严整的对应关系。这些研究并且证明南诏王室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是白蛮语,这种语言和今天的白语之间具有继承关系,是今天的白语的早期形式,按此,唐代“奉逸城”之名可能就是南诏王室使用白蛮语命名的,其中的“奉逸”一词的含义大概是“奉人”,“逸”jĭĕt 字可能标注的是白语“人”ji / ȵi 的早期读音。

下面来看唐代奉逸城的居民是哪一种民族或族群。

有一些历史文献记录南诏时期的普洱一带( “奉逸城” )的居民是侗台语民族的先民,例如, 《南诏德化碑》说“建都镇塞,银生于墨嘴之乡”,其中的“墨嘴”或以为应作“黑嘴”,即“黑齿”或“漆齿”,是傣族的他称, 《蛮书》卷四说“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有事由见人,则以此为饰,食则去之。皆当顶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条。绣脚蛮则于踝上排下周匝刻其肤为文彩,衣以绯布,以青色为饰。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傅之” ,可见“黑嘴”应为所谓“漆齿”风俗之一种。按此,当时普洱一带的居民估计应该也是侗台语民族傣族或傣族的先民。

普洱的侗台语地名不少,支持上述分析:普洱有几条茶马古道,其中之一是从那柯里出发到思茅城,“那柯里”就是一个傣语地名,“滇西南不止一处的‘南京里’,或许会以为是南京移民或生意人留居之地,但实际上是傣语 nam kin di 或 nam tɕin li 的译音,意即‘水好喝’,为地肥水美之处的意思”,其中的“那”是傣语“水”nam 的记音,在普洱,这样的地名还有“那迁”、“那勐”等。普洱以产盐出名的磨黑,其地名中的“磨”字则是傣语“盐”mo 的记音。

侗台语的语序为“名词 + 定语”,反映在地名上,其结构为“通名(名词) + 专名(定语)”,早期百越民族的地名如“猛陵、封阳、冯乘”和后来的地名如“勐腊、勐海”即属此类,其中的通名的上古音“猛”meɑŋ、“封”pĭwoŋ、“冯”bĭwəŋ 可能是百越语“地方、区域”一词的译音。 按此,南诏时期的“奉逸”bǐwoŋ jĭĕt 就可能是一个傣语地名,bǐwoŋ jĭĕt的意思大致就是指 jĭĕt 这个地方,或者是说普洱是具有 jĭĕt 这一特点的地方。

有人将“普洱”解读为其他语言,例如:认为“步日” 、 “普洱”是佤族布饶人、布朗族人的称呼,其意为兄弟,地名“布(步)日”和“普洱”应为佤语“扑(濮)人兄弟”之意;认为濮人即越人, “濮”是越人自称, “越”是被称(按:应即他称) , “奉逸” 、 “步日” 、 “普日”是同音异写,与“摆耳(摆夷) ” 、 “坝夷” 、 “普洱”乃至“布日” 、 “布耳” 、 “布饶” 、 “布朗” 、 “崩龙”等古濮系部落名称都是完全一样的,其实根本就是一家子——古濮人;等等。从上文的语言比较来看,这样的主张不能合理解释“奉逸 > 步日 > 普洱”这一历史继承关系,因为佤语 pui、布朗语 pɤi 是“人”的意思,记音汉字大致可以写作“步、普” ,但是佤语pui、布朗语 pɤi 是现代的读音,不能直接拿来与中古音比较,就算勉强为之,它们也与“奉”bǐwoŋ 相去甚远。

 

一方面,从“奉、濮”两字在唐代的读音差别来看,“奉”bǐwoŋ 与“濮”puk 的差别很大,“奉人”不可能是“濮人”;另一方面,《蛮书》记载当时这一带的濮人被称为“扑蛮”,而当时“扑”字的读音 phuk 也与“奉”字的读音 bǐwoŋ 相差太大,它们不可能是同一个字的记音。所以,可以肯定,濮人并不是所谓的“奉人”。

如果不考察其历史起源,而只用现代的语言关系来解说“普洱”的含义,就可能会得出很奇怪的结论。位于滇东北的昭通市盐津县也有一个地名叫“普洱”,写法正与位于滇南的“普洱”全同,但其来源却截然不同,在元代,这个地名叫“蒲二”:“叙府西南泸江水路:横江、大窝、蒲二、盐井、华帖,至叶稍镇陆路。”(《经世大典•析津志•天下站名》)

方国瑜先生和林超民先生说“叶稍为水陆码头,在今老鸦滩,即盐津县城,循横江(关河)航行即自此起始……滩头以南有普洱渡,疑即蒲二站……大窝不详其处,惟当在横江、普洱渡之间,可能是今之两碗”,方、林两位先生的话虽然说得有点迟疑,但以其位于滇东北,则元代初期的“蒲二”bu nʑi 到现代的“普洱”phu ə ɹ 之间应有继承关系。滇东北的这个“普洱”与滇南的“普洱”之间,源流迥然不同,两者没有关联。普洱有“东洱河”,也与大理历史上的地名“东洱河、西洱河”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语言是有发展的,“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有人丝毫不考虑或不承认历史演变因素,直接用孟高棉语言的现代音义去解释将近一千年前的普洱地名的音义,相当于以为所使用语言材料的读音古今相同,就有如关公战秦琼,不仅无理,而且可笑了。

再来看《蛮书》记载的南诏的部族“望” 、“扑”,他们是现在佤族、布朗族的先民, 《蛮书》卷六记载, “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 ,或据此认为南诏银生城应在西双版纳,银生节度即茫乃道(勐泐),我认为并不可信,因为这种主张所推定的银生城的位置与龙尾城(今下关)的距离与《蛮书》所记不合,不如从方国瑜先生之说,认为银生城在今景东,而“扑赕”则应在今保山附近。

如果以上解说成立,普洱一带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百越民族居住,那么,“奉逸”可能就是傣族(和/或壮族、布依族?)的先民。

傣族用茶的历史较早,也倾向于上面的分析。金齿(今保山)一带产茶不多,但元代的李京记录“金齿百夷”的风俗时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表明元代初期保山一带的傣族人民即有茶叶交易。以此观之,在盛产茶叶的思茅、普洱一带种茶、制茶、用茶和卖茶的族群或民族为傣族先民的可能性很大;反之,早期佤族、布朗族人民与茶的关系未见记载,布朗族关于叭艾冷的传说将布朗族与茶发生关系的时间推得较早,但叭艾冷是受傣族之王封号的布朗族首领,他生活的年代未必早于元初。两相比较,早期普洱茶人应为侗台语民族(如傣族) ,而不可能是孟高棉语民族(如佤族或布朗族) 。

再来看佤语“茶”的读音:tɕha ʔ (马散) 、la ʔ55 la 11 (细允) 、tʃhia ʔ (阿瓦来) 、la(大芒糯) 、la(中课) 、tɕhɯɤ ʔ (岩城) 、tɕha ʔ (艾帅) 、tɕha ʔ (班洪) 、ȵɯ 51 (大寨) 、tsha ʔ (完冷) 、la(关双) 、tʃʌdʒɯ(勐汞) 。 (颜其香、周植志 1995)稍作比较,可以看出这些读音可分为两组,一组与汉语“茶”tʂha 读音相近(而这是比较晚近的时代才有的读音) ,一组与傣语“茶”la 读音相近,但两组之间没有对应关系,说明它们分别从汉语和傣语借用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从语言比较来看,汉族、傣族用茶的时间要早于佤族、布朗族。

 

参考文献

陈保亚,1999,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方国瑜,1987,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北京:中华书局。

郭锡良,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黄布凡主编,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黄惠焜等,1985, 《傣族简史》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思敬,1984, 《汉语“儿”[ɚ]音史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向达,1962, 《蛮书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林焘,1996, 《日母音值考》 , 《林焘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沈建民、杨信川,1995, 《也谈本悟〈韵略易通〉之重×韵》 , 《中国语文》1995 年第 3 期。

田继周等,1986, 《佤族简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

王力,1980, 《汉语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

王力,1987, 《汉语语音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

王士元,1969, 《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 ,王士元《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 ,石锋等译,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0 年。

徐通锵,1991, 《历史语言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薛凤生,1975,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鲁国尧等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 年。

颜其香、周植志,1995,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颜思久等,1984, 《布朗族简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

杨海潮,2007, 《普洱茶概念的流变》 , 《普洱》2007 年第 5 期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1985,《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张玉来,1999, 《韵略易通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周植志等,2004, 《佤语方言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杨海潮,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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